万联证券从6800元购买的顾客到8800万元的送拍人

　　澎湃新闻12月17日独家报道南京博物院馆藏庞莱臣后人捐赠的名画《江南春》图卷等现身拍卖市场，引发巨大而持续的反响。国家文物局12月23日表示，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等相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立工作组并于日前赴南京开展工作。

　　江苏省委、省政府12月23日决定，在前期初步核查基础上，成立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保管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藏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入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前南京博物院通过相关媒体公布了一张落款时间为2001年、面额仅6800元的《仿仇英山水卷》等文物销售底单，这张被南博处置证据引来了更多的疑问，谁是文物销售底单上神秘的“顾客”？又是谁，在二十多年后，将南博处理掉的《江南春》图卷以8800万元的天价送上拍卖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连续多日通过调查发现，2025年5月将《江南春》图卷送上拍卖场的送拍人，并非此前收藏这一画作的南京收藏家陆挺，而是另外一位买家——宁波人朱光。

　　庞莱臣后人捐赠南博的《江南春》图卷局部

　　发票上的“顾客”指向谁？

　　南博12月19日通过相关媒体公布的证据链中，1997年5月8日，被认定为赝品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销售清单明示为《仿仇英山水卷》。最关键的“买方”一栏，登记的并非具体姓名，而是含义模糊的“顾客”二字。

　　然而“顾客”是谁？为何是这样一个空洞的称谓？对此，一位成长于书画鉴定世家的知名艺术经纪人对澎湃新闻表示，“顾客”二字其实是当时文物商店对于重要购买者的一种既常规又特殊的操作，“当时普通顾客购买一般都是要署名的，但只署‘顾客’二字，是因为不能署名，比如一种是如重要人物购买，肯定不能署名，另一种就是根本不想让人知道是谁购买，比如与主管单位博物院或文物商店领导有关系的人物，圈内称之为‘内柜’。”

　　在南博晒出的那张泛黄的“1997年5月8日拨交清单”上，签着三个名字：徐湖平、钱锋、凌波。

　　南博12月19日通过相关媒体公布的证据中，1997年5月，被认定为赝品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画名为《江南春卷》

　　南博2025年12月19日公开的资料，也就是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就被6800元被“顾客”买走，销售清单为《仿仇英山水卷》

　　南博2025年12月19日公开的资料，也就是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就被6800元被“顾客”买走

　　据相关文献显示，拨出文物签字最直接的关键人物徐湖平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同时兼任销售方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代表（据南博下属的《东南文化》2006年刊文介绍，江苏省文物总店即位于南京博物院内），徐湖平当时既是藏品流出的“批准者”，但同时卖出者文物商店的一把手，而最关键的是，他与其后高调宣示收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的南京收藏家陆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南京的文化圈中，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陆挺

　　陆挺是南京人，早年热爱文学，1970年代末开始接触并收藏字画，2025年5月去世，徐湖平曾任会长的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在陆挺辞世时以《沉痛哀悼陆挺先生：一位为收藏事业献身死而有憾的才子》为题，发文悼念，文中表示“其波澜壮阔的收藏生涯与对文化传承的卓越贡献，值得我们深深追忆”。据江苏相关媒体公开报道，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挺以“艺兰斋”为名，积极投身于艺术品投资与收藏。原计划在2006年底在南京对外开放的艺兰斋美术馆，由陆挺投资2.5亿元打造，占地9.67万平方米，总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依然处于搁浅状态。

　　陆挺的艺术收藏极丰，而其最钟爱的以及被认为是“镇馆之宝”的则是庞家旧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颇有意味的是，从南博调拨签字导致《江南春》图卷被“顾客”所购的徐湖平也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创始会长，而陆挺则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顾问。两人是同一收藏圈层核心组织的“主席”与“顾问”关系。徐湖平曾在接受北京一媒体采访时曾公开高度评价陆挺的收藏与事业，赞扬陆挺投资建造的艺兰斋美术馆是“很了不起的壮举”，规模“高于江苏省美术馆”，“是国内最大的私人美术馆”。

　　2001年1月，徐湖平转正，任南京博物院院长，而仅仅3个月后——按照南博2025年12月19日公开的资料，也就是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就被6800元被“顾客”买走。从1997年划拨出南博，到2001年卖出，其中隔了整整4年。

　　而在这4年的关键时期，徐湖平同时是南京博物院的实际负责人和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

　　庞莱臣曾孙女、南博虚斋旧藏古画捐赠人之一的庞叔令就此对澎湃新闻表示，将这一名画拨交出南博的1997年，梁白泉是南博时任院长，徐湖平是时任副院长，根据法律法规，作为副院长的徐湖平无权批准将《江南春》图卷等1259件文物剔除“拨交”江苏省文物商店，无权以院长名义签批如此重大馆藏流出，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庞叔令认为，这样操作可能为 “暗箱操作” 和 “定向输送” 创造条件，后来销售单上模糊的“顾客”二字，或许是这种非正常操作的痕迹。

　　澎湃新闻记者12月19日拨通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的电话，请他介绍《江南春》图卷流出的背景。徐湖平对澎湃新闻表示，“退休至今，身体不好，已不再过问外界的事。”

　　徐湖平在家中

　　12月22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就此走访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的家。澎湃新闻记者按了一声门铃，随即听到两位老年人讨论由谁开门的声音。不一会儿，徐湖平头戴帽子，身穿灰色羽绒服，与妻子一起打开大门，听到澎湃新闻来访的目的是请其回应关于南博“划拨单”上的“院长签名”，徐湖平回复说：“你要是真的爱护老人家，就不要问了。”他还强调，“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在一分钟左右的交谈中，尽管记者一再表达采访请求，他均以“不讲了”予以婉拒，最终在“咣”的一声中紧闭大门。

　　虽然徐湖平拒绝澎湃新闻采访，此前也曾再强调“这事没有经我手”，但那份1997年的画作拨交出南博的单据上，徐湖平作为“批准人”的签名清晰可见。南京博物院退休职工郭礼典对澎湃新闻表示，他在这十年间一直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在任期内的种种违规行为，包括贪污腐败、倒卖故宫南迁文物等，举报信中提及与徐湖平关系较好并保护他的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韩建林，徐湖平曾将书画赠送给韩建林，而韩建林早在2004年已官宣落马。

　　南京文博界一位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其实徐湖平、陆挺与此前落马的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韩建林都是好友关系，韩建林也热爱艺术收藏。”

　　《江南春》是上世纪90年代还2001年由陆挺收藏？

　　据南博庞莱臣收藏展策展人庞鸥2015年在法庭的证言及2010年8月的江苏《现代快报》报道的《艺兰斋珍宝探秘》，陆挺夫妇早于上世纪90年代便购得了《江南春》，《艺兰斋珍宝探秘》一文对于该画作的描述是：藏《江南春》的锦盒，可谓“机关”套“机关”。打开一重锦盒，里面又露出楠木盒。《江南春》长7米，上有60多方印鉴，《江南春》不仅证实了一段明代文人诗文唱和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诗歌与绘画关系如此密切，这一独特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自然和洒脱的一种气质，文人的“高蹈”精神，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卷轴分三截，卷首是陈鎏写的“江南佳丽”4字，第二部分是仇英画，第三部分是10多位名家的和词。《江南春》卷流传有序，收藏它的都是历代大收藏家。诗人袁永之、“话雨楼”王任堂、“过云楼”顾麟士、“虚斋”庞莱臣等都收藏过。

　　从描述看，艺兰斋收藏画与南博旧藏以及2025年出现在北京拍卖预展上的画作显然是同一幅画作。

　　艺兰斋得名于陆挺收藏的匾额，于1996年12月注册。

　　上海知名收藏家颜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南博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出示的证据指向江苏省文物商店2001年才售出《江南春》，然而事实上他在1999年即在陆挺家中见到此画，“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上海工美拍卖行副经理，陆挺在1998年在工美买了金农等书法，却始终拖欠款项未付，1999年，我无奈只好与工美拍卖行时任总经理一同前往南京艺兰斋，向陆挺催收拍卖欠款。茶余饭后，陆挺提议：‘我让你们见识一件‘天下第一的仇英’。’他郑重地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古画——赫然是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从他满脸得意的神情不难看出，他对这幅画作极为珍视，坚信其是仇英真迹中的精品。他还介绍说，当时艺兰斋通过广告宣传，在南京已颇具名气，正是凭借这份影响力，庞莱臣在南京读大学的后代才慕名找到他，将这件珍品卖给了他。”

　　颜明同时介绍，在2000年第八期《读者》上他曾读到关于这幅作品的介绍内容，并明确注明是艺兰斋藏品。

　　2000年第八期《读者》图片据网络

　　“然而，事后我才得知，陆挺在家中介绍这幅画的说辞显然有所隐瞒。这幅《江南春》图卷其实是他以16万元的价格从江苏省文物总店购得的。该画作原本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南博曾专门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请示将包括这幅画在内的一批书画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这批文物刚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的第二天，陆挺就已完成购买手续，将这幅《江南春》图卷带回了家。由此不难推断，这次‘调拨’与后续的‘出售’大概率是定向操作，换句话说，就是专门为陆挺量身安排的定向交易。”颜明说。

　　颜明认为，蹊跷的是，新华社报道中披露的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显示，有一件《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买走，“稍加比对便知，这件6800元售出的《仿仇英山水卷》，不可能是陆挺从艺兰斋所藏的这幅《江南春》图卷。一方面，时间线完全对不上——文物1997年5月就已完成调拨，不可能等到2001年才对外出售，而且他也在1999年见过陆挺的仇英《江南春》图卷；另一方面，画作名称也存在明显差异。更值得玩味的是，即便陆挺手中这幅仇英《江南春》图卷是伪作，也当属‘伪好物’，即有着巨大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伪作。毕竟这幅画曾经过过云楼与虚斋旧藏、南博藏，流传脉络清晰可考，其收藏价值本就相当可观，怎么可能连同期名单中康有为对联7200元的售价都不及呢？这显然不合常理。”

　　颜明表示，由此不难想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文物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相关政策也存在诸多疏漏，难免给一些不当操作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南京博物院本应秉持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态度，正视并修正过往的错误，而不是刻意掩盖事实真相、愚弄广大群众。事实上，对于这类问题，越是遮遮掩掩，越容易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最终损害的是自身的公信力。值得欣慰的是，近十几年来，国家不断健全文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监管体系，文物管理工作愈发规范严谨，类似当年的不合理现象自然也就无从再现了。

　　对于2001年售出《仿仇英山水卷》与陆挺早在90年代即收藏此画的矛盾上，也有艺术收藏人士对澎湃新闻分析不排除“先上车后补票”的可能。

　　到底是谁送拍8800万元的《江南春》图卷

　　由于此前公开的报道都集中于南博旧藏仇英《江南春》图卷由陆挺收藏，2025年5月，陆挺因病去世，《江南春》图卷其后现身拍卖市场，很多人以为是陆挺家属送上拍卖市场，然而据庞叔令对澎湃新闻表示，她在今年11月20日的法庭审理阶段得知，此画并非由陆挺家属上拍，而是由一位宁波人朱光送拍。

　　此画何以从陆挺的收藏变为朱光的收藏？

　　对南京收藏界颇为熟悉的一位艺术界资深人士对澎湃新闻介绍，其实此前陆挺因为出现资金短缺，已将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8件书画作品，抵押给南京十竹斋以换取数千万元借款，后因陆挺逾期无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十竹斋便依照协议，对这8件抵押作品进行自主处置，整体转让给一位宁波买家朱光。该宁波买家朱光将八件书画中的一件明代陈淳《草书唐诗卷》送拍北京保利，并在2023年保利春拍中以3500万元成交，而庞家旧藏《江南春》图卷也正是这位宁波的一位从事书画交易的朱光送拍。

　　明代陈淳《草书唐诗卷》

　　朱光是何许人？澎湃新闻搜索关于朱光与艺术收藏的信息，几乎不见。

　　庞叔令对澎湃新闻表示，她也仅仅知道朱光送拍《江南春》图卷，对朱光本人及如何收藏《江南春》图卷的信息一无所知，澎湃新闻致电拍卖方询问送拍人朱光的信息，对方表示不方便有任何说明。其后澎湃新闻通过多位上海与宁波收藏界知名人士的采访，从他们的叙述中大致了解了朱光的相关信息：朱光原先是宁波人，前几年辞职后专职从事书画交易，获利颇丰，他本人非常低调，经常在国外，在宁波的时间并不多。“

　　澎湃新闻寻找到朱光的电话后，欲致电对这些信息求证，拨打时果然显示是宁波电话，接通后澎湃新闻记者问：“请问你是朱光吗？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我们想向您求证……”听得电话那头似乎一楞，停顿一下，随即以极快的语气回复说：“我不是朱光，你们打错了。”便挂断电话。

　　澎湃新闻记者隔数小时请同事第二次以不同电话再次致电朱光：“朱光老师你好！”对方停顿了下，迅即挂断电话。

　　而据收藏拍卖界一位资深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江南春》图卷从十竹斋到宁波藏家的流转的具体经办人是南京十竹斋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的孔超，转让给朱光的价格不低于5000万元。孔超曾是“十竹斋”艺术品牌体系中的一位核心经营管理负责人，澎湃新闻记者就此致电孔超求证，询问他是否参与仇英《江南春》图卷到宁波买家的流转，孔超在电话中并未否认，只表示，“现在不方便说。”便挂断电话。

　　据悉，《江南春》图卷在今年5月现身拍卖场后，拍卖公司对其寄予较高期待，当时估价显示待询——拍卖界估价待询的作品一般都是高价拍品，庞叔令托人咨询后显示拍卖起拍价为8800万元，显示潜在买家也多有意向，然而由于庞叔令的举报及文物部门的干预，画作在临拍卖前一个多小时作撤拍处理。

　　庞家人到底能不能索回《江南春》等捐赠古画？

　　从20世纪60年代鉴定为“伪作”到20世纪90年代决定划拨、调剂，直至2001年销售，跨越了三四十年，其间庞家人毫不知情。庞叔令的代理律师尹志军认为，庞叔令作为捐赠方的后人，有权知道捐赠品是否被妥善保存、被鉴定为“伪作”的5件书画具体流向何方。南博在作出“划拨、调剂”决定时更应当主动告知，如果确需处置藏品，也应当优先考虑让原捐赠人收回。

　　庞叔令接受《艺术澎湃》专访

　　南博代理律师张涵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认为，该批藏品所有权自交付时已依法转移至国家，捐赠人也未在捐赠时保留返还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现行法律亦未规定受赠人负有向捐赠人或者其继承人返还已交付捐赠物的义务。因此，庞叔令女士要求返还争议画作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然而，庞叔令提供给澎湃新闻的一纸南京博物院1959年3月13日接受捐赠致谢庞家后人的信，白纸黑字写着：“我们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这可以视为一句承诺。对于庞家能否要求收回《江南春》？上海知名律师岳雪飞分析说，庞家的捐赠发生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一条规定，如果当时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那么可以适用民法典，事实上，民法典对赠予合同有撤销的规定，其中有，如果受赠人没有履行捐赠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予人可以要求撤销捐赠。

　　南京博物院1959年3月13日接受捐赠致谢庞家后人的信，白纸黑字写着：“我们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

　　“如果当时庞家捐赠时双方没有订立捐赠合同，那么1959年3月13日接受捐赠致谢庞家后人的信所说‘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其实就是一句合同式的承诺，而其后南博违反了‘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的承诺，等于就是违反了捐赠合约，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解释，庞叔令作为捐赠人庞增和的女儿与实际捐赠人之一，是完全可以依法索回这批被卖的古画的。”北京高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志军对澎湃新闻说。

　　上海一位资深文博专家则对澎湃新闻表示，首先，庞家后人已经将这些古画捐给南京博物院还是捐给江苏省文管会要搞清楚，“如捐给南京博物院是不能拿出来（卖）的，捐给江苏省文管会，江苏省文管会是可以分配的，分配给文物商店，也不一定说可以让文物店出来卖，因为它本身是捐赠的了，可以作为文物商店的收藏。在上海文博界，捐赠的文物无论真伪是不能拿出来卖赚钱的，这对捐赠的收藏家是非常不尊重。”

　　“捐给博物馆并且博物馆已经接收了藏品，哪怕不符合博物馆收藏标准，那么就把它归类在一般文物，过去叫参考品，现在叫一般文物，通过文物定级，符合标准的归类在珍贵文物。”这位资深文博专家对记者说，“对于收藏家捐赠的文物，如果博物馆接收了就不能卖，当然如果不接收让他们自己处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接收了捐赠却又拿出去卖，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非常伤害捐赠者的。我从没听说上海文博界有这样的做法。”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文史学者蒋寅撰文表示，既然捐赠品是作为永久藏品、用于收藏的目的交付博物馆的，那么当博物馆鉴定某些器物不够收藏级别时而将其剔除时，这些物品就失去永久藏品资格，从而也不具有捐赠品的性质，于是在这些器物上，捐赠者与博物馆的契约关系随之解除，器物的所有权则应该回归捐赠者，“试想你要捐一幅画给博物馆，馆方说是赝品或品位不够，不能收藏，但让你留下画，由他们拿去卖了，有这种道理吗？你会同意吗？既然捐赠时不能这么做，为什么捐赠后鉴定为赝品就可以自己拿去卖了呢？鉴定为赝品，剔除出藏品序列，就等于拒收，就意味着收藏品资格的褫除、捐赠者和博物馆契约关系的消解。如此一来，器物的所有权不应该回归捐赠者吗？所以我认为，南京博物院在第一次鉴定《江南春》为赝品时就有义务告知捐赠者，决定不收藏后更应该将原件退还给捐赠者，这才是应有的礼数和处理方式。2001年以6800元卖掉，在当时不过相当于普通人两三个月工资。这对捐赠者不啻是个侮辱，庞莱臣地下有灵，不知要如何切齿扼腕！如今再追问那笔交易是以什么途径做成的，又引人无穷遐想。”

　　如何看待《江南春》图卷的真赝与真正价值

　　对于庞家收藏并捐赠的《江南春》图卷与出现在拍卖场是否同一画作的疑问？庞叔令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会有任何疑问，当时拍卖时她已经做了公证，“拍卖图录介绍《江南春》图卷传承有序，由王氏‘话雨楼’王楠等三代珍藏，又经金农过眼，后经过云楼顾文彬藏，传至其孙顾麟士后，转藏我曾祖父处，上面还有虚斋的不少印章，一一可以印证。《江南春》图卷的木盒子还是我曾祖父收藏的原装盒子，而且在南京博物院1959年出示给我父亲的捐赠字画清单中也显示仇英《江南春》图卷捐赠时是配套盒子一起捐的。所以，当时拍卖的《江南春》图卷是庞家收藏并捐赠给南博的藏品，不会有任何疑问。”

　　《江南春》图卷局部

　　《江南春》与配套盒

　　对于流向市场的仇英《江南春》图卷等庞家捐赠的古画的真赝与价值，庞叔令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她的曾祖父庞莱臣为近现代中国著名的收藏家。庞家多次捐赠的文物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并有不少文物为各家博物馆镇馆之宝。“我父亲与我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文物，都是珍品，南京博物院擅自认定五件藏品系伪作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曾祖父及父亲的声誉。《江南春》卷流传有序，收藏它的都是历代大收藏家。诗人袁永之、话雨楼王任堂、过云楼顾麟士、我曾祖父虚斋等都收藏过。而且，这一作品列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向庞家征集非要不可的名录，有郑振铎的手迹为证。”

　　而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出示了专家鉴定记录及有关流程证据：第一次是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组织以张珩（张葱玉）为主的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到南博进行书画鉴定，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专家鉴定后认为：“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第二次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位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

　　在11月20日的庭审现场，南博提供的这两份证据的呈现方式在法庭也引发了争议。提交的记录复印件上，庞叔令对澎湃新闻回忆说“大部分打上了马赛克”，仅零星露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的字样。至于专家具体从哪些方面、依据什么标准判定为“假画”，记录中并未展现。“其中，一份鉴定书上的王敦化、徐沄秋二人其实是南博工作人员。徐沄秋是搞征集工作的，根本不是书画鉴定专家！”庞叔令说，而且南博接受新华社采访也未提供并公开其在1961年、1964年鉴定原件及未遮挡的文件全貌，未提供文中提及的1986年~1990年鉴定原件。

　　“而且，南博向新华社提交了1961年的专家鉴定意见，专家明确‘陈鎏题引首真’。陈鎏（1508~1575），字子兼，号雨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其卒年晚于沈周、仇英。这至少证明《江南春》有明代真迹。明代真迹是否属于文物，是否可被剔除，请南博向社会公众做出说明。”庞叔令说。

　　明代陈鎏题《江南春》图卷引首

　　事实上，对于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组织以张珩（张葱玉）为主的鉴定，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的其后有过手写报告，其中记有：“南博的文物共五万一千多件，鉴定历时两个多月，平均每天最多鉴定一千七百多件。采用的不是正规的鉴定方法，而是迫不得已的特殊方法。”张珩在报告中表示，当时只略作简单记录。

　　张珩关于南博鉴定的手稿局部

　　南博提到知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参与鉴定，对此，谢稚柳之子、原上海东一美术馆馆长谢定伟昨天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几天他也一直在关注此事，在他父亲生前并没有听他说1961年的南京之行，“也没听我父亲说过这一《江南春》图卷的真赝讨论。”

　　而根据郑重的《谢稚柳年谱》，并未记载谢稚柳先生1961年11月的南京之行。

　　此外，在1986年谢稚柳、启功等几位鉴定专家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背景下来到南博鉴定书画，从目前的文献看，并没有提到这一《江南春》图卷。

　　谢定伟对澎湃新闻说，这一画作的真赝当然可以需要重新讨论，“有一个问题是，既然1961年张珩先生组织对此画进行了简单的鉴定，为什么1986年我父亲、启功等先生参与的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进行鉴定时，南博却没有拿出这幅画重新进行鉴定呢？是不是有别的原因，还是管理者已有想法想把此画处理掉？”

　　观复博物馆创办人、知名收藏家马未都通过视频表示，所有的捐赠者理应受到尊重，“这个尊重就包括你认可的捐赠，即便你认为这件文物不真，那依然是研究品，因为博物馆不一定所有文物都是真实地向公众展示，还有很多资料性的东西，甚至比真迹还重要。”

　　“对于我们搞书画鉴定和研究的人来说，‘虚斋藏画’已经成为书画品质的保证。因为他对收藏要求很高，且眼力很好。”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此前针对虚斋收藏时曾说。

　　庞莱臣印鉴

　　2025年5月拍卖公司公布的《江南春卷》创作及收藏过程

　　上海北京多位古代书画研究学者对澎湃新闻表示，搁置真伪争议，从中国书画鉴收藏史上，经历过“过云楼”与“虚斋”递藏的古画，其实就是无价印记，“这幅《江南春》图卷具备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出自仇英本人之手，而在于它那一段任何真迹都无法复制的、沉甸甸的流传史。该卷递藏脉络清晰，历经明代袁氏、清代话雨楼王氏，于晚清入藏江南鼎鼎大名的过云楼顾氏，后转入虚斋庞莱臣囊中。庞氏将其著录于《虚斋名画录》，其收藏印成为当时中外藏家鉴别中国古画真伪的重要参考。抗战时期，庞莱臣为保护这批藏品，不惜与家人分路冒险将其转移至上海，使其免于战火。这段历经名家品题、著录、战乱守护的传奇身世，其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活的中国书画收藏史。在博物馆学与文物鉴定中，一件文物的价值是多元的。艺术价值（真伪）只是其一，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同样至关重要。一件被“过云楼”和“虚斋”两大顶级藏家郑重收藏、记录并妥善传承数百年的作品，无论其作者为何人，都已经成为标志那个时代收藏趣味、鉴定眼光和文化风尚的“历史文件”。它所附带的题跋、印章、装裱乃至流转故事，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简单以“伪作”为名将其从博物馆序列中剔除，无异于抛弃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事实上，在古代没有现代复制技术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摹本是传承经典、延续文脉的主要方式。最著名的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其真迹早已不存，今日世人所见的“天下第一行书”神韵，全赖唐代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精摹本得以窥见，都是国宝。清代乾隆、嘉庆朝编纂的《石渠宝笈》，是宫廷收藏的权威著录，但其中也明确收录了不少并非真迹的作品。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至今仍将许多古代摹本视为镇馆之宝，如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一位资深文物专家对澎湃新闻表示，此事给予文博界最深刻的教训或许是：博物馆的核心使命不仅是保管“真迹”，更是守护记忆。对于任何一件历经沧桑、特别是有着显赫递藏历史的文物，都必须抱有最高的敬畏与审慎。它的价值，是一个由艺术、历史、文献、人事共同构成的复合体，“在做出任何改变其命运的决策（尤其是处置）之前，必须进行超越单纯真伪判断的、综合性的价值评估，并确保程序的绝对阳光透明。否则，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一段无可挽回的历史链接与对公众的文化信任。”